山东“厅官”在清华大学读起“论文博士”、百名在职学生在武汉理工大学涉嫌造假获取硕士学位……曾被社会各界认可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近日却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学历的信任危机。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如何刹住文凭“大跃进”的歪风？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据新华社电

　　“学历大跃进”的三种模式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近日被曝“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却从未见其上课”，由此受到公众质疑：学校是否为身份“特殊”的学生提供了文凭“绿色通道”？

　　清华大学新闻中心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徐景颜是“论文博士”，在职学习，并非全日制博士生。“论文博士”是一种国外常见的博士培养方式，清华大学也有一整套关于论文博士的管理规定，安排严格，达不到要求不能毕业。

　　“但我们关心的，不是徐景颜是否真是‘论文博士’，而是这个‘论文博士’是不是‘论人博士’？学校因为学生的‘特殊’身份而降低门槛，会不会损害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武汉某高校攻读全日制博士生的曹彦妍说。

　　其实，在一些地方，干部、商人等利用空余时间“充电”，却有部分演变为一股盲目的攻读学位热潮。北京市民刘潇说，她的丈夫在某国家机关工作，博士已占到办公室同事人数的一半左右，不少都是在职博士。

　　在如此“学历大跃进”的浮躁之风下，被异化的学历教育五花八门。一些业内人士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种模式：

　　“五不型”：即“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不用自己交学费”的学历教育。在一些高校，原本为照顾国企技术骨干而制定的研究生单考政策，如今已成为官员和企业高管获取文凭的渠道，上课、做作业、写论文都可以找人代劳，学费也可以报销。

　　“速成型”：如不少省份与一些名校开展的“省校合作计划”。北京某高校一名教师说，省里给学校一笔钱，学校便替省里培养一批县处级以上干部。但干部们公务繁忙，不少办公地距学校千里之遥，无法保证学习时间，其毕业速度却高于同等学历的全日制学生。

　　“论文型”：不上课、提交一篇质量不高的论文，就拿到一张博士学位文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舆论中的这种“论文博士”与国外的“论文博士”不同，前者通常被认为是博士教育的一种变异。

　　“注水文凭”无奈还是贪婪？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人也深知文凭“含金量”被贬值，却仍千方百计追求着“注水文凭”，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有专家指出，“注水文凭”大行其道是几重力量同时在作祟。

　　对官员来说，用权力换取一顶“博士帽”，便有机会获得更大的“乌纱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副教授余雅风表示，目前人事体制中，“唯文凭主义”和“唯高学历论”仍大行其道。

　　据了解，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列出了“学位——官员级别换算表”：学士相当于科员，硕士相当于科长，博士相当于处级，博士后相当于厅级等，延续着过去“学而优则仕”“唯学历取官”的观念。

　　在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一些迎合市场需求的高校靠着文凭这棵“摇钱树”，“生意”红火，财源滚滚。武汉理工大学被曝出近10年来，便通过廊坊硕士班先后向百余名无资格入学的学生授予了真实的硕士学位。一些学员表示，学习期间都缴纳过2万元左右的费用。

　　正是在“名利双收”的诱惑下，不少高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串通一气、为一些“特殊”学生获得“注水文凭”提供各种便利。不过，一些高校老师对官员“要文凭、混文凭”之事也充满了无奈。武汉一所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对记者说：“每年招生的时候，都不敢开手机，打招呼、走后门的人特别多，不少人是政府实权部门的官员，满足他们感觉是在做交易，拒绝他们又怕得罪不起。”

　　高校不能沦为“企业”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劳凯声则认为，高校必须守住操守，不能沦为追逐“生产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能让很多目标设计良好的制度在执行中被异化。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日前表示，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应当拒绝功利主义，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终身志向。